幼稚病

看书是我治疗自卑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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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谢熠


随着各自执导的电影新作在暑期档期先后上映,韩寒和郭敬明的对比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再次回到舆论漩涡中心。这一话题之所以能引起观者如此持久的兴趣,与其说是这两位于八十年代早期出生的青年人个人魅力使然,倒不如说他们是两面映照出这个时代的镜子,凭借观照镜中他们各自理想与现实的图景,我们能更好地认识身处这个时代的自己。


 


郭敬明对时代风潮认识之机敏巧变早已是众所周知,与之相比,韩寒的这一特质似乎并不明显,他在这个时代里走过的道路也更要曲折与隐晦,但隐含其中的主线仍是清晰的。应该说,以2002年与职业出版人路金波合作为起点,此后的韩寒已不可能逃离这个时代,他的荣辱均和时代紧密结合。只不过,如果说郭敬明总是踩着时代的鼓点起舞的话,那么在时代面前,韩寒似乎更多地处在一种被动而疏离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其中有几个节点非常耐人寻味。其中最关键的节点毋庸置疑是2011年岁末之交以“韩三篇”为开篇,以“代笔风波”为高潮的一系列争议事件。


 


不难看出,在2011年冬天,韩寒遭遇的场景是极其尴尬的,这是因为他在公共领域中的两大落脚基石——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在一夜间都被抽离。其中,作家这个角色是他的立身之本,因此来自方舟子的代笔质疑让韩寒不得不全力认真对待,围绕着韩寒是否代笔的论争硝烟弥漫,至今仍未得出确定结果。而相对应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与“韩三篇”常处于被忽视的角落,无人问津,但事实上,韩寒这段短暂的“公知”生涯相比延续时间更长,成就也更高的作家和赛车手身份,更值得去玩味。


 


以青春小说家的身份介入公共领域事件的讨论,这并非寻常的商业作者必须走过的轨迹,至少,郭敬明旗下的最小说签约作者中就没有这样的人。它为何偏偏发生在韩寒身上,这是我们有兴趣的。这段公知生涯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是它特殊的纽带身份,韩寒正是以此为纽带,和自己身处的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契机则是2008年中国大陆民族主义高涨时,他发表在个人博客上的一系列批判文章。从此之后,韩寒在网络上发表了大量富有力度的时评,接下来的两年是韩寒的丰收之年,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获得了大量奖项,包括《时代》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百人这样颇具分量的认可。这种转变轨迹,从韩寒的小说发表时间上来看也是一清二楚,在2009年和2010年,他分别出版了《他的国》和《1988》这两部长篇小说,而这两部作品中都具有极强的政治暗示及现实讽喻元素,这是他之前的小说中所相当罕见的。


 


既然这样,那么疑问就随之而来,那样一个韩寒是怎样变成今日不再谈及任何公共政治话题的“国民岳父”韩寒呢?显然,2011年末是值得深究的界碑。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转向韩寒对面的另一面镜子,或许从中可以获得一些珍贵的线索。


 


对郭敬明本人来说,《小时代》系列小说毫无疑问是一次关键的突破。这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出版于2008年10月,第三部出版于2011年12月,恰好与韩寒的“公知”生涯发生了微妙的重合。所不同的是,韩寒最终黯然告别了这段生涯,而郭敬明却在《小时代》三部曲先后出版的几年中悄然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某种特定模式,而该模式运行到现在为止尚属顺滑,《小时代》系列电影令人咋舌的票房就是最好的证明。


 


一个非常可疑的问题是,郭敬明在这种模式下为读者呈现出来的文本和作者本人对当下时代的认知相比,究竟有几成重合?小说文本是完全代表了作者的想法,还是仅是作者为了迎合商业市场而做出的最优安排?很明显,这个问题在韩寒这里根本不可能成其为问题,这亦为我们认识两人的区别打开了一扇隐秘的窗户。也正是因此,单从作者创作角度出发分析《小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里必须考虑到时代因素的影响,亦即,为何时代如此坦然地接受了郭敬明笔下塑造的“上海”?这样的困境在韩寒身上都不太可能存在,虽然他的小说文学性成就也仅处于金字塔底层,但我们至少可以试着从技术上做一些分析,运用一些诸如黑色幽默,反英雄,现代主义这样的文论名词去解读小说文本本身。而在郭敬明这里,这样的努力必将归于徒劳。


 


欲深入理解郭敬明传达的“时代精神”,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小说的标题。不得不承认,“小时代”是一个极其精妙优美的概括,在这个标题下,郭氏个人创作的脉络和外部时代浪潮得到了完美的重合,在这样的情况下,想在商业上失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众所周知,郭敬明作品的主要目标读者一直锁定在12-22岁的青少年身上,从他成名作《幻城》(2003)与最后的巅峰作《小时代3》(2011)的发表时间来看,他的主要读者群恰好出生于90年代之后。这一年代的特殊性自然不用多言,而为何“小时代”的概括是精准的?这里可以从多个意义上来进行延展:政治上,八十年代末风波的创伤令民众和官方不约而同地远离过去的宏大叙事,流亡中的李泽厚更在1995年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与此相对的,经济上,私有制的全面侵袭在促使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形而上层面更加重要的意义是,它将人们从过去的“集体”概念中拖拽出来,使他们重新认识到自我的存在。很显然,这正是与过去动辄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相对的“小时代”。了解到了这一点,郭敬明的存在便不再那么扎眼了。


 


《小时代》广为人诟病的另一点是对物质的无尽贪婪与追求,作者甚至不惜在每一情节中不厌其烦地列出奢侈品的品牌名。应该说,这是文本的内部逻辑发展下去所必然的结果。宏大的意义既然已经消解,那么首当其冲的追求目标自然是物质,这正是当下社会的缩影之一,机敏过人的郭敬明只不过再一次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但如果仅仅是物质本身,还不足以构成悲剧,郭敬明的问题在于,他在抓住了“小时代”的消费主义核心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一直以来赖以立业的个人化写作风格。在这种风格里,郭往往强调某些专属于青春期的“忧伤”感情,并将其毫无节制地,戏剧化地放大(事实上这种风格甚至一直延续到最小说旗下的大部分作者),该风格一直被批判矫情,但郭本人显然不屑一顾,因为这种批判不太可能来自目标人群。那么,矛盾就来了,一面是冷酷无情寻求物质,另一面是青春的私人感伤,这样两个题材拼接在一起,显然其间存在很难弥补的沟壑,而这是郭敬明无力驾驭的。还好,郭一开始也没有想驾驭的想法,于是我们看到在小说结尾,主人公们以死于一场意外而了事。


 


赚完钞票走人的郭敬明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在无意中已将更为宏大的命题掀出一角:消费主义至上的观念与这一代独生子女对于个人情感的追求将在过去,现在与未来成为时代永恒的悲剧主题。在郭敬明笔下,故事发生的舞台“上海”虽然充斥着高楼大厦,却和现实的上海无关,也毫无任何本地特色,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会有任何违和感。这在文学上当然是失败的,但它无意间又揭示了另外一组矛盾:消费主义的大旗下,每个人做着一样的“中国梦”,正如千篇一律的大城市,在小说的情节中,虽然几位主人公们出身不同,但他们在“上海”的梦想无一例外是奢侈品铺路的,浮华的所谓“上流生活”,这种同质性与个人主义下要求的独立性在此发生了无法弥合的严重冲突。自然,郭敬明不可能给出答案,以他的头脑,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不困难,但个人主义永远是他吸引少男少女的幌子,金钱至上的思想才是他一切行动的核心,这一点他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过了。


 


大致了解“小时代”的内涵之后,我们大约就可以对韩寒的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了。略做品味,我们不难意识到,自2008年起,韩寒事实上是用一种“大”来对抗外部日渐紧缩的“小”,这种“大”体现在对一些公共议题与宏大观念的重复言说,这种反复的言说在“韩三篇”风暴中达到了高峰,同时也迅速走向衰落。韩三篇讨论的三个话题分别是民主、自由、革命,这些话题曾经是在革命年代人们听到耳朵起茧的。而在今日消费至上的“小时代”中,它们的提出在旁观者看来反而天然地带有一种空灵感,这显然是严重违背韩寒初衷的。对于韩寒的动机及这三篇文章的意义,在他背后进行商业运作的路金波曾经有一个说明:


 


“韩寒有他自己的分析,更有他自己的行动。包括扯着嗓子起了这个话头,事实上给几个敏感词解了禁,让我们这些自以为比他高明的中老年去展开讨论。”


 


显然这一目标在现实中并未完成,韩寒对于这些政治概念的阐述在学理层面上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而公共领域对此的讨论很快被淹没,除了一些“韩寒被招安”的零星声音,并没有激起什么风浪。黑色幽默的是,在这三篇文章发表后不久,麦田就在博客上发表了质疑韩寒代笔的文章,随着方舟子的介入,舆论重点迅速发生转移。也就是说,韩寒打在自己身上的聚光灯把自己拖入了错误的战场,这样的黑色幽默正是在“大时代”这个层面上战斗的韩寒与“娱乐至死”的“小时代”面对面时的一个悲剧的缩影。


 


不过,这种叙述也许过于拔高韩寒,把他塑造成一个孤胆英雄,事实当然与此有距离。实际上,韩寒的本质仍然是一个商业作家,这一点虽然韩寒本人不像郭敬明一样在各种场合加以强调,但仍是不可更易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路金波的一段自白就显得很有意味,在201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将韩寒和旗下另外一名女性作家饶雪漫比较,并说道:


 


“我希望饶雪漫走商业化的路线,韩寒就去竖牌坊做知识分子。他们俩绝不是女生版、男生版的划分,而是一个经济、一个政治。”


 


这段叙述虽然简单,但从中不难窥见某些隐秘,至少可以断定,韩寒2008年开始的向“公知”的转型,路金波是不反对的,而且这种转型在商业层面上至少是无害的。不过,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路接受访谈的时间,2012年是韩寒折戟沉沙的一年,文学上,方舟子的代笔质疑使他疲于应付,而“韩三篇”暴露出的鲜明的精英主义倾向又令他饱受质疑。在这一年中,他发表了著名的《就要做个臭公知》,再次试图为在中国已经被全面污名化的“公知”概念作划定与言说。但是,当一个人声嘶力竭的想证明自己属于某类人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与这类人渐行渐远的时候。这之后,韩寒关于公共事件的文章越来越少,终于,他重新开通了他一直不太屑于玩的微博,并全心投入了新电影的创作与宣传之中。


 


韩寒转型失败的根源在于,他的观念与旁观者希望他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他的性格不允许他选择和郭敬明一样去迎合旁观者,但他本身学理和现实基础都很薄弱的观念不足以支撑他继续透支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命。于是,放弃成为唯一的选择。也就是说,他终究植根于某种时代土壤中,一旦失去了土壤,无论他多么想发表言论,千言万语也无从说起了。这里呈现的图景并非韩寒口若悬河,众人洗耳恭听,恰好相反,在一切都被快餐化的小时代中,韩寒本人的观点也成为了被绑架的对象。


 


在高举“公共知识分子”大旗的期间,外界加诸韩寒身上最鲜明的符号便是“反体制”。事实上,反体制绝非知识分子所需肩负的最重要使命,否则难免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窠臼,但在一个革命烟消云散之后的“小时代”中,市场被看成无上的正义,抽象的体制成为最显眼的靶子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韩寒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矛盾,并在一系列杂文中犀利地指出了这些矛盾,但是,这后面的支撑是非常薄弱的,因此韩寒介入公共事务的态度也不可能具有持续性,肩负起“反体制”的旗帜更是力所不能及。“韩三篇”中对“人民”的指责甚至十分很接近“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宜民主”的论调,这造成了非常大的嘲弄声浪。但韩寒的精英主义立场其实其来有自,只不过在传播中,这一点常常被有意遮蔽了。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实际上已体现的非常充分,他的主角常常是所谓的“畸零者”,从《长安乱》的小和尚一直到《1988》中的陆子野,无不如此,无根无靠,四处游荡,甚至陆子野的名字也带有某种象征意味(据称原版为路子野)。《1988》中大量运用了象征手法,其中有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韩寒非常重要,一直不怎么看重自己小说的韩寒本人甚至曾将这一段话先后发在博客与微博上: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脚下的流沙裹着我四处漂泊,它也不淹没我,它只是时不时提醒我,你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你就被风吹走了。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所有热血的岁月,被裹到东,被裹到西,连我曾经所鄙视的种子都不如。


 


……


于是我毅然往上一挣扎,其实也没有费力。我离开了流沙,往脚底下一看,操,原来我不是一棵植物,我是一只动物,这帮孙子骗了我二十多年。作为一个有脚的动物,我终于可以决定我的去向。我回头看了流沙一眼,流沙说,你走吧,别告诉别的植物其实他们是动物。”


 


这里要表达的意境非常清楚,就是“无根”。和八十年代盛行的“寻根文学”恰好相反,主角在这里做的事是脱离本来就不存在的“根”。正是因为无根,所以需要不断上路寻找意义,这正是主角的使命,也是韩寒本人在这个时代里做的事情。显然,这里的表述是非常精英化的,主角脱离了“根”,从而成为孤胆英雄。熟悉韩寒小说的读者明白,韩寒小说中很少会有“人群”这个概念,一旦出现,那一定是作为丑角出现的,《他的国》中,人群狂嘘想跳楼自杀的左小龙,让他早点跳下来,《1988》中,幼儿园小朋友们呆滞地仰头看着爬上旗杆的幼年路子野。这样麻木的乌合之众正是鲁迅笔下的中国人,在这里,一向被拿来和鲁迅相比的韩寒的确和鲁迅建立了某种联系。但他和鲁迅又是截然不同的,鲁迅生活在革命的前夜,因此负有某种崇高的使命感,韩寒生活在革命消解之后的“小时代”中,因此崇高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壤,剩下的只有王小波式的戏谑而已。而且,对于未来的路怎么走,韩寒也是茫然的,他当然是标准的自由主义者,但问题是,他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仍然流于肤浅,而他身上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又让他的主张在当下“小”的,碎片化乃至民粹化的中国缺乏坚实的现实指向。这正是属于韩寒的悲剧。


 


在这个问题上,郭敬明的处理方式无疑是更为聪明的,2012年,他曾在微博上做过一次极其高调的爱国主义表态,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这种表态是否出自真心暂且搁置不论,首先,这样宏大的表达从郭敬明这样一个非常注重“小”的作家口中说出就显得有些奇怪,但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一切又是顺理成章的。在上面的分析出,我们已经看出,物质与感情的双重焦虑构成的矛盾形成了郭敬明以《小时代》为代表的作品的主要张力。由于这种焦虑的存在,郭敬明笔下的人物注定不可能如韩寒的人物一样实现心灵独立,因为无论是物质还是感情,都是需要严重依赖外界才能达到的目标,这与韩寒笔下的那些独自寻找前路的人物是截然不同的。正是由此,在更大的庇护所下觅得一片精神的栖息之处是有必要的,“国家”正是这样天然矗立且在政治上极度安全的栖息处,更何况,郭敬明正是“小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他都不爱国,那么恐怕就没人爱国了。


 


那么,如此爱国的郭敬明对中国未来的想像是什么呢?在《小时代》的开头,他写道:


 


“翻开最新一期的《人物与时代》,封面的选题是《上海与香港,谁是未来的经济中心》——北京早就被甩出去两百米的距离了,更不要说经济疯狂衰败的台北。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的白日梦想;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


 


有趣的是,四川青年郭敬明眼中几乎近于乌托邦的上海,在上海本地人韩寒看来却是一直试图逃离的所在。在2010年世博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戏谑地说道:“城市,让生活更糟糕。”这样的表态肯定是郭敬明想也不敢想的。这种颇具幽默的差异背后,仍然是两人观照这个时代角度的不同,在这里,具体的城市名并不重要。无论是上海,广州,还是杭州,那个纸醉金迷,资本来去,被郭敬明视为时代彼端的地方,正是韩寒寻找意义的漫长旅程出发的起点,如他在《1988》开头所说,“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空气越差”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不言自明。


 


如果说韩寒小说的线索是“在路上”,那么郭敬明的线索毋宁说是“在襁褓中”。从早期小说开始,他就非常喜欢使用与“像孩子一样”近似的形容词,在《小时代》中,虽然故事背景是非常残酷的商战,但人物的表现却非常情绪化,心智与他们的身份严重不符,简直像一群中学生突兀地穿越到小说中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敬明是为他的年轻读者准备了一场幻梦,在梦中,物质已经达到这个时代的彼岸,精神却依然如同处子般单纯无知。在这里,外界环境被小心包裹起来,好像一切都停滞了一样,只剩下个人若有若无的感伤情绪,但任谁都知道,这只是一场永远的梦而已。在这个时代中,属于我们的精神坐标到底在何处?郭敬明给出了虚假的答案,韩寒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甚至他给出的方案——“上路”也不确定最后是否能找到答案,但如果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我想答案还是清楚的。


 


你能发光,你应该飞在我的前面。


——《他的国》



2014-07-25 热度(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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